1945年，毛泽东在重庆发表词作《沁园春·雪》。在这首词中他评点历史人物时说“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只识弯弓射大雕”。他在承认成吉思汗是“天之骄子”的同时，又认为成吉思汗目不识丁，没有文化。1964年，他在听取湖南省领导汇报时又在肯定大老粗能办大事的前提下说“成吉思汗是不识字的老粗”。

　　毛泽东建国前后两次论及成吉思汗，两次都认为成吉思汗没有文化。对毛泽东的这种“认为”我们不该持批评态度，因为毛泽东没有对成吉思汗做过全面的、系统的研究。既便是象王国维这样的大学问家们也没有考证出成吉思汗是否有文化。直言不讳地说，成吉思汗是否有文化这个重要课题有意无意被蒙古学家们、成吉思汗研究者们轻视和忽略了。

　　那么，成吉思汗到底有没有文化呢？能不能签署和批阅文件呢？随着蒙古学研究的不断深入发展，这个问题也得到了合理的解释和肯定的回答。

　　成吉思汗是一位有文化的政治领袖和军事统帅，其文化水准达到既能“亲览”文件又能“签署”文件的程度。这“亲览”见诸于《长春真人西游记》的补遗部分《玄风庆会录》，而“签署”则是根据种种记载而得出的一种近乎事实、近乎真实的推论。

　　据目前所掌握的资料综合分析，最早提出成吉思汗有文化的问题是江川先生。1994年，由江川主编、内蒙古文化出版社出版的《成吉思汗箴言蒙汉合璧书法集》中，有一幅书法作品披露出成吉思汗能够“亲览”文件的信息，兹录于下：

　　传道毕，上谕之曰：“谆谆道诲，敬闻命矣！斯皆难行之事，然则敢不遵依仙命，勤而行之。传道之语，已命近臣录之简册，朕将亲览，其有玄旨未明者，续当请益焉。”

　　《长春真人西游记》是一部非常重要的历史文献。1220年，长春真人邱处机不顾老迈之躯，不顾路途遥远，从山东莱州出发，要到现阿富汗巴达克山西南成吉思汗行营去谒见成吉思汗。对邱处机不畏难险、奋勇直前的精神孙锡在为《长春真人西游记》所作的序言中大加褒奖：“是行也，崎岖数万里之远，际版图所不载，雨露之所弗濡，虽其所以礼遇之者不为不厚，然劳惫亦甚矣！所至辙徜徉容与，以乐山水之胜，赋诗谈笑，视死生若寒暑，于其胸中，曾不蒂芥。非有道者，能如是乎？”

　　《长春真人西游记》“系元初之书，译文得其本音，非世祖以后文人著述，则往往窒阂不能通者有之”，成为“世鲜有传本”

　　乾隆五十九年（1794），著名学者钱大昕、段玉裁同游苏州玄妙观时在《正统道藏》中意外地发现《长春真人西游记》并进行抄录。钱大昕于1804年病逝后，此抄本由段玉裁所藏。据大学问家王国维考证，《长春真人西游记》自乾隆五十九年（1794）抄出至道光二十七年（1847）始有刻本传出，时隔53年之久。据传说，《长春真人西游记》曾令乾隆皇帝爱不释手，亲自为邱祖殿撰写一幅楹联：

　　万古长生，不用餐霞求秘诀

　　一言止杀，始知济世有奇功

　　《长春真人西游记》尽管这样倍受关注，但作者李志常却没有记载成吉思汗与邱处机的谈话内容，前面引用的那段关于“亲览”的文字并不在《长春真人西游记》中，李志常根据成吉思汗“勿泄于外”的禁令没有把成吉思汗与邱处机的谈话内容写进游记。

　　侯仁之、于希贤审校、纪流注释的《成吉思汗封赏长春真人之谜》由中国旅游出版社于1988年出版，纪流先生在该书中详尽叙述了发现“亲览”的经过，只是至今仍然没有引起蒙古学界应有的重视罢了。

　　1984年，纪流先生在北京图书馆意外地发现曾呐喊“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的龚自珍家藏《长春真人西游记》手抄本，这是一个比钱大昕抄本还早的古本。鉴于龚本同样缺少成吉思汗与邱处机的谈话内容，纪流先生又把视角指向钱大昕发现《长春真人西游记》的《正统道藏》并大有收获。作为军中绝密材料的记录，耶律楚材“奉敕编录”在秘本《玄风庆会录》中并与《长春真人西游记》一道被锁进《正统道藏》中，纪流先生发现的重大意义在于使得成吉思汗“朕将亲览”的铁证尘封780多年后重见天日，并为进一步研究成吉思汗的文化水准提供了重要线索。

　　从纪流发现“朕将亲览”的历史档案以来，特别是2000年以来，经过许多学者的考证和研究，就成吉思汗是个有文化的政治家和军事家这一问题基本达成共识。但是，成吉思汗究竟认识汉文、畏兀儿文还是蒙文，依然是学者们争论的焦点问题。

　　客列亦惕·诺日布·沙日勒岱曾在蒙古国旅居10年之久。他和一些蒙古国的学者共同认为，在1184年至1195年间的一段时光成吉思汗曾在金国的某一去处学习汉语和汉文。查《成吉思汗大事年表》，1182与札木合失和，1189年被乞颜部拥戴为汗，成为部族首领，而这中间的10余年则没有明确记载。虽然这10余年不可能都在金国学习，但有没有短时间学习的可能呢？另外，1189年铁木真称汗后，虽然只是乞颜部的首领，但已经具有国家、政权的某些特征，需要与金国和其它毗邻部落公文交往，在史料中却很少有通过翻译的记载；1196年，成吉思汗被金国封为“统领”，既然受封，就有与金国接处交往的可能，从受封到决裂这段时间也是成吉思汗学习汉语的机会；耶律楚材虽然贵为辽国皇族，但却是一位汉学大儒，他于1215年被召用后在与成吉思汗的交往中亦没有使用翻译的记载；成吉思汗用兵如神，深得《孙子兵法》之妙，成吉思汗与邱处机讨论的是道教玄学，没有一定的汉语水平和汉文基础是不可能的。综上所述，沙日勒岱先生认为成吉思汗的汉语水平已经达到能够批阅文件的程度。

　　国际蒙古学领域第一部哲学著作《成吉思汗哲学思想研究》蒙文版、汉文版分别于1997年和2005年出版。该书作者、内蒙古师大学教授格·孟和用一节的篇幅专门论述成吉思汗是否识字问题。

　　格·孟和先生认为，“成吉思汗识字的记载从未有过，同时也没有不识字的记载”。这就需要对当时的社会、历史、环境进行全面分析，进而得出较为合理的解释。

　　1204年，成吉思汗征服乃蛮部并俘获塔塔统阿并令其创制蒙古文字。成吉思汗要求“教太子、诸王以畏兀儿字书国语”。成吉思汗从来就是率先垂范、身先士卒的伟大人物，在学习文化上他同样应该走在别人的前面。从1204年塔塔统阿创造蒙古文字到1222年接见邱处机，这18年间尽管战事不断，但凭成吉思汗的智慧和毅力，完全有可能掌握一种文字，并且能够阅读和书写。但格·孟和先生倾向于成吉思汗所掌握的是蒙古文字。

　　内蒙古大学副教授特古斯·巴雅尔同样认为成吉思汗能够书写和阅读的是蒙古文字，其根据是《玄风庆会录》中的一句话：“师有所说，即令太师阿海从蒙古语译奏，颇惬圣怀”。另外，特古斯·巴雅尔发现1219年成吉思汗邀请邱处机西来诏书为“手诏”，《南村辍耕录》记载：“是年5月，太祖自乃蛮国遣近侍刘仲禄，持手诏致聘，12月至隐听”。

　　格·孟和教授认为，“手诏”即文件不一定是成吉思汗所撰写，只是在耶律楚材写好的诏书上“签署”名字而已，这从忽必列时期通行的“海青符”上刻有“太祖皇帝御署”可为互证。

　　纵观诸位专家、学者的观点，对于成吉思汗究竟能够书写和阅读那种文字还存在歧见，但却在成吉思汗是一位有文化的政治领袖和军事统帅这一点上达成一致共识，对毛泽东认为成吉思汗“目不识丁”的编见给予了大胆、认真、负责的纠正。

　　在研究成吉思汗与邱处机的关系时，还有一个问题特别值得认真思考，那就是为什么成吉思汗对邱处机那么情有独钟？而邱处机在拒绝金国皇帝、南宋皇帝的邀请后，不顾年事已高和旅途劳顿，不远万里冒死西行去谒见成吉思汗？

　　成吉思汗对各种宗教一向是平等的，他在箴言中说：“一切宗教都应尊重，切勿偏重任何一种。对各教之人应待遇平等，不使其中之一享有优先权”。然而，事实上，他对邱处机的万里相诏，对邱处机的册封以及对道教的宽容与放纵，远远超出了他所制定的这条札撒，这是有目共睹，众所周知的。但这里的玄机是什么，仅仅从《长春真人西游记》和《玄风庆会录》中透露出的信息是不能令人满意的，倘有学者致力于深入研究，或许还会有惊人的发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