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0年10月，杨开慧烈士牺牲后，毛岸英、毛岸青、毛岸龙三兄弟到上海避难，不久，毛岸龙因病去世，毛岸英、毛岸青被董健吾牧师收养，过了几年艰苦的生活。

　　董健吾是中共地下党员，毕业于上海圣约翰大学，与宋子文同学。1935年1月受宋庆龄之托，带着国民党中央谋求与中国共产党和谈的密信，亲自送往陕北，因大雪封山，道路被阻，只好请张学良帮助，张学良亲自驾车送他到机场，由美国飞行员驾驶张学良的座机送他去延安，从此，二人结下了很深的友谊。

　　1936年上半年，董健吾又受宋庆龄之托，因护送美国记者斯诺和医生马海德去陕北苏区，再次来到西安。任务完成之后，董健吾本想早日返回上海，张学良却要他在西安多盘桓数日。一次，张学良请董健吾吃饭，董健吾发现张学良面有不悦之色，饭也吃得很少，忙问是什么原因。原来张学良有一对明代的花瓶，十分喜爱，赵四小姐不慎打碎了一个，他很心疼。

　　这次谈话之后，董健吾向中共驻东北军的代表刘鼎作了汇报，告诉他张学良夫妇很喜欢瓷器，为了联络感情，可以买几件瓷器送给他，刘鼎也表示同意。于是董健吾到南苑门里找到一家古玩店，该店的老板常到上海办货，和董健吾很熟悉，董健吾从他那里买了一套宋代彩瓷，给张学良送来，张学良夫妇一见爱不释手，非以重金买下不可。董健吾却坚辞不受。

　　后来张学良听说董健吾要回上海，张设家宴为之饯别。席间，张问有何要求，董说：“副座能停止内战，一致抗日，我愿足矣!”张点头称是。但他又问，有没有私人要求?原来张还在为馈赠古玩一事感到不安。董健吾见张学良如此诚意，也就提出要求说：“我有三个小学生，两个是我抚养的革命子弟，一个是我的儿子，如蒙照顾，望能送他们赴苏联读书，以备日后为国效劳。”张学良面露笑容，答应照办。

　　董健吾回到上海不久，一天早上，突然接到李杜的一个电话，告知张学良已到上海。董健吾听后喜出望外。张告诉他要履行在西安许下的诺言，并约他第二天上午在一个咖啡馆中见面。张学良是来南京开会的，会后他轻车简从来到上海，主要是看望老朋友李杜。李杜是张学良的老部下，当时住在上海宝鸡路(现淮海西路宝庆路)9弄3号，他虽身处繁华的大上海，却一直怀念着白山黑水间的苦难父老。他曾多次派人潜往东北，组织抗日活动，他自己也一直要求去苏联，招集流落在远东一带的旧部，回东北继续抗日。张学良来访的目的，一是设法帮助他尽快出国，二是请他把三个孩子带往苏联。李杜痛快地答应了张学良的请求。
 

　　董健吾接到张学良的电话后，认为送毛泽东的两个孩子出国，是件大事，不敢擅自决定，立即向地下党组织作了汇报，并请示如何办理。组织上决定派刘仲华(与董健吾的单线联系人，建国后曾任北京园林局局长，文革中被迫害致死)同他一起去见张学良。
 

　　第二天一早，董、刘二人就来到上海西郊哥伦比亚路的一家法国咖啡馆。咖啡馆刚刚开门，服务员领他们进了一个幽静的单间，他们要了两杯咖啡慢慢地饮着。一会儿，张学良和李杜走了进来，张学良向他们介绍说：“来!认识一下，这位是李杜将军，吉林抗日自卫军司令。”董健吾也向他们介绍了刘仲华。四人坐定后，张学良说：“董先生，非常抱歉，我这次秘密来上海，不便约你们光临寒舍。最近李杜将军要到苏联去一趟，说是去考察，实际上是要把撤退到苏联的抗日义勇军重新组织起来，带回国内，借此机会，我想让李将军把你的三个孩子带到苏联，你们看这么办是否妥当?”

　　对张学良的安排，董健吾和刘仲华表示同意，张学良又说：“三个孩子的出国费用由我负责。”随即将一张10万法郎的支票给了董健吾，要他尽快把孩子送到李杜家中，迅速作好出国的准备。事情谈妥后，张学良立即站起来说：“此地不便久留。”于是四人匆匆离开，张学良担心董健吾等人的安全，亲自用汽车把他们送到了法国公园，一直看着董健吾和刘仲华两人平安进了公园，他才驾车离去。

　　董健吾回去后，马上为孩子们做出国的准备，添置了三只崭新的小皮箱，买了许多出远门的生活用品，当时虽然是夏天，还给他们每人做了一件灰色小棉袄，另外每人买了两套海军式服装，皮鞋、衬衫。不久，董健吾用汽车把毛岸英、毛岸青、董寿祺三个孩子送到李杜家中，李杜住的是一幢丹麦式的小洋楼，他为三个孩子准备了一间卧室，放置了宽大的席梦思床，还让自己的副官教他们怎样吃西餐，在国外如何生活。
 

　　上海地下党研究后，决定派上海赤色工会工作的杨承芳和李杜一起出国，一路上负责护送三个孩子。

　　1936年7月初，李杜将军化名王元华，通过各种关系办妥了出国手续，带着三个“儿子”，登上了法国邮轮康脱罗梭号，去苏联考察。随行的有他的副官、秘书、翻译，还有张学良的一个师长，加上杨承芳和三个孩子，共9人。船经香港、西贡、孟买、苏彝士运河、地中海，于8月初到达法国马赛。

　　在航行途中，还发生过这样一件事。董寿琪回忆说：“在抵达马赛港前的一两天，有一件事引起了我们的好奇。那天晚上，几个随行的大人突然忙碌起来，先把窗帘拉好，又把船舱的房门反锁上，然后翻起了箱子，把压在箱底的许多小纸盒翻出来，偷偷地从窗口扔入海里。这下可把我们三个孩子惊呆了，这是干什么?岸英比较机灵，他趁大人不注意时，打开纸盒，原来全是锃亮的手枪子弹。于是岸青和我也来劲了，一齐帮着大人把纸盒往外面扔。当船到达马赛时，大人们还叫我们三个人执行一项特殊任务，那就是每人口袋里塞进一支小手枪和几盒子弹，并且叫我们在舱里走了两圈。又教我们一旦有人检查时，神色不要慌张，我们都一一点头。尽管大人们安排得很周到，可一下船，我们心里仍是怦怦乱跳，生怕被搜出来。幸好那次检查并不严，只是马马虎虎地对了一下我们三个孩子的护照，就顺利地放行了。”

　　他们到马赛后，即乘火车去了巴黎。在一家公寓住下后，立即到苏联驻法领事馆办理签证，谁知却遭到了拒绝。原来李杜等人的行动，被日本情报人员侦知，日本向苏联提出了抗议。当时国际形势十分紧张，苏联政府不愿得罪日本，所以拒绝签证。也有人说：苏联国内正在进行大规模的肃反，故而拒绝外国人入境。李杜等人就在巴黎滞留了好几个月，三个孩子抓紧时间学习外文。后杨承芳找到《救国时报》(中共在巴黎出版的报纸)编辑部，请他们设法通知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说毛泽东的两个孩子已经到了巴黎，请苏联政府早发签证。不久，苏联驻法领事馆送来通知，同意毛氏兄弟入境，并送来签证，但不准董寿祺和李杜等人入境。这时，国内发生了西安事变，李杜等人无心在国外逗留，只好返回了上海。

　　毛氏兄弟和董寿琪在巴黎一起生活了四个多月，常和外国小孩打架。董寿琪回忆说：“在公寓住久了，对于那里的人事渐渐熟悉了。做招待的侍女们对我们比较好，有时我们三个跑去帮她们做点事。这家老板是个女的，有三个儿子，一个女儿，可就是没有见过她的丈夫。她的三个儿子比我们稍大点，衣着华丽，性格粗野，举止傲慢。有一次我们要去餐厅隔壁的娱乐房玩，他们故意寻衅，不让我们进去，我们一怒之下，冲了进去。他们拦不住，就伸出拳头，摆出要揍我们的架势。我们也不示弱，岸英高喊：‘洋人要欺负我们了，注意闪开!’他们蹦蹦跳跳，打的是洋式‘仆克欣’，我们则以中国式的‘开打’还击。激战了大约几分钟，桌子、椅子都翻了身，玩具也狼藉满地。岸青因人小，气力也小，吃了点亏，但对方一个小的也被我们打翻在地，哇哇直叫。隔天，他们又来偷袭，园子里栽着很多栗子树，遍地都是掉下来的栗子，他们捡来向我们投掷，想打个措手不及。其实我们对他们早有戒心，搬起园子里的藤椅当‘盾牌’，罩住头部和上身，然后又拾起栗子冲上去。他们只得抱头逃跑，大败而去。说也奇怪，‘不打不相识’，经过这两仗，他们反倒对我们客气起来，主动与我们握手言欢，并把他们心爱的玩具、小图书让我们欣赏。当我们要迁到别处居住时，他们还向我们馈赠礼物，列队欢送。”

　　毛岸英和毛岸青被送往苏联驻法领事馆，在那里他们见到了亲自来巴黎接他们的康生。1937年初，康生护送毛氏兄弟来到莫斯科，随即进入西郊的莫尼诺尔第二国际儿童院。毛岸英取名塞尔盖伊，爱称是谢廖沙，毛岸青取名亚力山大。当年毛岸英14岁，毛岸青12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