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起老宅子里的那棵大枣树，真可以说得上远近闻名。甭说一个胡同的，就连相邻的辟才、郑王府夹道、南半壁街的老街坊们也都对它的“高大形象”印象颇深。站在胡同口，用不着踮脚，就能望见它那耸入云端的树冠。对于这棵枣树，也只是偶尔说起，并未日有所思，奇怪的是，它常常走进我的梦中。正是由于这种“路长梦短无寻处”的感觉，撩我提笔一记。

　　旧居位于西城辟才胡同内梯子胡同5号院。那棵参天拔地的大枣树就矗立在小院中央。树腰粗得两个大人都搂不过来。记得爷爷说：“打我小的时候，它就这么粗。”大人们都把这棵寿高百年的大枣树称做“老寿星”，可在我眼里，它始终像是一条血气方刚的汉子，雄姿英发，蓬勃峥嵘，一枝一叶充满着生机。

　　开春时，一簇簇金黄色像小米一样的枣花掩映在一树新绿之中。它那特有的清香伴着徐徐轻风弥散在小院的每一个角落。每到夏天，如棚似盖的树冠仿佛给院子撑起了一把绿色的大伞，洒下满地浓阴。冬天的它，远远望去，活脱脱一个铁骨凌空身披银甲的武士。要说它最美的时候，还是在中秋节前后，一个个小红灯笼似的大枣红灿灿坠满一树，绿叶在西风里如簌簌耳语，给人一种“乱分秋色到人家”的都市田园般的意蕴。

　　那时，家家祛暑纳凉的工具不外乎是一把大蒲扇。可不论天多热，只要往树下一站，立马儿打心里透着爽。难怪下了班的叔叔婶子们一跨进小院，先要在树下歇歇脚，过过风，落落汗，再各回各屋。及至年长才明晰，树下虽有几许微风，但更多的是一种心理作用。劳累奔波了一天的人如倦鸟归巢，终于可以歇乏了。

　　当树上的枣泛起红晕时，对于我们这些不大点的孩子来说，最盼的是下场急雨。因为被雨点打下来的枣俯拾可得，而且个顶个的又脆又甜。尤其是大雨过后，在房檐下的高台阶上，蹬个小板凳，稍一欠脚儿，面对弯腰的枝头，伸手可摘。还记得上小学时，因为耐不住肚子里的馋虫，乘院里没人时，抄起竹竿朝枣树一通乱打，后来还是让母亲知道了。原以为会挨一顿　，不成想母亲却轻声细语地对我说：“那么多青的愣让你给打下来，又不能吃，怪可惜的。今后可别价！等枣都熟透了，院里的人一齐动手，管保你吃个够。”

　　俗话说，八月十五枣上竿。小院里最热闹最开心的日子，除了过年，就属打枣这天了。日子是大人们合计的，自然是选在星期天。一大清早，院里的大人和孩子们兴致勃勃地聚集在枣树下，头上顶个帽子或围块毛巾，手里拿着脸盆或水舀子。那阵势，那打扮，像是逃难的，也有点像慷慨出征。说笑间，只见两个身手敏捷的叔叔施展攀援功夫，三下五除二便爬得老高，然后接过扔上去的长竹竿，就是一通开打。眨眼工夫，阵阵枣雨从空而降，噼里啪啦，响成一片。小院里的那个热闹劲就甭提了。我是一边捡，一边挑大个的往嘴里塞，任头上顶着的小铝盆叮当作响。也就一顿饭的工夫，院中间的几个大洗衣盆就堆得溜尖溜尖了。尾声自然是“平分秋色”。每次打完枣，我都要给住在南城的姥姥送去一书包，妹妹和弟弟则用手绢兜着分给胡同里的老街坊们尝尝鲜。

　　兴许是应了那句“在劫难逃”的老话，30多年前的某一天，几个胳臂上戴着红箍的大汉闯入院中，不由分说，对着这棵大枣树连锯带砍，大开杀戒。此时此地，年近九旬的爷爷在场，可他戴着所谓“历史反革命”的帽子，连大气都不敢喘一声。那年月，自顾尚且不暇，谁还犯得着引火烧身。敢怒不敢言的人们纷纷回到自家屋内，趴在玻璃窗上瞅着这伙不是强盗的强盗行径。做梦也想不到，这棵与世无争、默默奉献、与祖辈和谐相处了上百年的大枣树，竟横遭劫难。更可悲的是，人们眼睁睁看着它枝断干折，却徒唤奈何。在那个令人诅咒的年代，树在劫难逃，人又何尝能幸免！直到今天，一想起那天的情景，不由得从心底泛起一股酸涩。

　　鱼思故渊，鸟恋旧林。或许是这棵枣树给我带来过太多的童年欢乐，或许是它那“西风满树红欲燃”的神采深深地刻进脑海，抑或是它后来的不幸在我的心头划下一道永远抹不去的伤痕，纵然六十载年轮暗转，也难以割舍对这棵大枣树的眷眷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