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前门生活三四年时间，一直住在大江胡同一个普通的四合院里。从正阳门往南走，沿前门大街行约一二百米，右首是百年老街大栅栏，左首就是大江胡同。沿大江胡同往里走二三百米，就到我居住的四合院了。门是狭窄的小门，不知是什么木材做的，很有些年头，脱了漆，裸出本色木质。据同院的任先生讲，这门两旁原有两个小石鼓的，不知何时没了。只留下青石板的台阶，那台阶也因为年代久远，磨损得厉害，从上面踏过，我总想起“水滴石穿”或“铁杵磨成针”的古语。岁月如刀，任何坚硬的东西也会被刻得物是人非。

　　进了门是一条五六米长的走廊，2000年初冬我们家搬进去时，那走廊靠东墙堆了半壁的旧物，木柴、老煤以及不知名的陈年古货。只能窄窄地走一个人，两个人相遇，必肚贴着肚而过，面与面几乎要挨着了。如果有自行车往院里搬，是要颇费一翻工夫的，稍不小心，就碰着一边的土墙，划出一道深深的土痕。或者就碰到了另一边的杂物。

　　走廊尽头，是一个直拐角，一边是厢房，另一边是临时搭建的厨房。那厨房非常小，里面摆了燃气灶，就只能站一个人。如果另一个人想帮忙，胳膊肯定要与胳膊相撞。如果是小夫妻，倒也增添了亲密的情趣。我就住在这厨房紧挨着的一个房间里。屋里大约有十六七平方米，摆了床，书桌，衣柜，还有不小的空余。那时，我的两岁多的女儿可以在地上尽心地摆弄她的玩具。

　　站在我的门口，可以看全这个四合院的前院。前院住着八户人家，其中有两户，终年锁着门，直到2003年7月我离开，也没有见过其中一户的主人。院中有一个水龙头，却没有池子。水龙头下放一个小塑料盆儿，又脏又旧的，原本白色后来变成了灰黄色。除了我的租屋里没有上下水，其余住户屋里都有自用的水龙头。因此，洗涮等只有我一家在用这个露天的水管，其他的人家，用的机会则很少。除了他们要冲洗便桶。

　　我的隔壁，原来住着一位六七十岁的余大爷。瘦而硬朗，精神很好。2000年我父亲来京小住，受余大爷之邀，到他的小屋里去聊天，才知道，这位余大爷也算是一位文人，写诗与日记，而且书法也很好。后来，因为年龄关系，他一个人独住又确实不便，便被儿子硬接走了。搬来的是余大爷的孙女一家。这孙女有三十多岁，活泼开朗，嗓音又高，时常能听到她爽朗的笑声。她的丈夫在一家出版社工作，收入很不错，因而余大爷的孙女早不上班了，专心在家照看六七岁的儿子，洗衣做饭，是个称职的家庭主妇呢！

　　我的对面，又是一家，男人四十多岁，姓董，我叫他董师傅，是我到北京六七年中遇到的最好的北京男人。董师傅微胖，酱红色脸儿，一天到晚都是乐呵呵的，没有忧愁与烦恼。他的夫人原来在一国家机关工作，后来到了一家建筑公司。在他们全家搬走半年之后，董夫人一次回来办事，已是开着自己的小汽车了。董师傅有一女儿，性格平和而腼腆，又极聪明漂亮，2002年考上北京一所很不错的大学。

　　夏季天气炎热，董师傅在他家厨房上架了一个黑塑料袋，在里面蓄满满的水，白天太阳暴晒，傍晚就可以在下面拧开相连的小水管儿洗澡。这是一个极简单的淋浴设施，在北京的许多胡同人家里都有。董师傅洗了澡就很神清气爽的样子，然后力邀我也去洗澡。我想，那原本是人家的厨房，那洗浴用具也是人家自家人用的，我一个外地人，也凑去洗澡是极不合适的。但董师傅非常真诚的一再相邀，我不好再推辞，于是，天气很热的傍晚，也拿了肥皂去洗澡。

　　董师傅家的厨房比我家的厨房稍大，可以同时站两个成人。厨具早用报纸或其他东西盖上，而洗澡时在厨房的窗上还要拉一个长方形的塑料片儿，一则挡外来的视线，二来挡住不让水乱溅在厨房里。想不到的是，那暴晒一天的水，非常温暖，还有烫烫的感觉。辛苦奔波一天，在这简易的淋浴下冲洗一边，浑身的每个毛孔都透着舒适惬意。

　　董师傅在家里做饭炒菜是一把好手。他教我做老北京的炸酱面。他们家喜欢吃炸带鱼。董师傅的炸带鱼外焦里嫩，口感非常好。董师傅常常做了好吃的菜，也不忘拿来让我尝一尝。到了冬天要烧煤生火取暖，外地人是不允许购买计划煤的。我试着购买那种拉着车沿胡同叫卖的商品煤，价钱贵，质量也不好，一块煤烧完，要留下大半块灰土。董师傅把他家的煤本儿拿过来说：用我家的煤本，到煤站去买煤吧，价格便宜，质量又好。

　　2002年，董师傅家购了新房，搬走了。但董师傅却给我留下很深的记忆。董师傅隔壁，住着一家姓任的师傅，夫妇都是普通的工厂工人，后来任夫人也似乎因为工厂效益不好下岗了。任夫人就推车到天坛等地方卖小商品，如风筝、小配件等。再后来，任先生也因工厂效益不好，很少见他去再上班了，更多时候，他们夫妇两人推着三轮车出去，天没亮就走，天很黑时才回来。虽然做小生意很累，但夫妇俩都很快乐，一天到晚笑眯眯的。他们有一个20多岁的儿子，个子与任先生一样有一米八几。但因为身体不好，很少出门，也没有在外面找活儿做，终日在家呆着，看书或者看电视。有一年过春节，大年三十晚上，我睡在床上，听到院外面靠墙的地方“咚咚”地响，仿佛是在挖掘。这声音从半夜十二点响起，一直响到大年初一凌晨二三点。后来我才知道，任先生夫妇做生意用的三轮车不知何时被偷了，他们不得不再买一辆新的三轮车。为了不再被小偷得手，他在四合院门口旁的电线杆边儿，挖了一个深深的坑，埋了一个长角铁，然后用一把锁从三轮车的底盘下面与角铁锁在一处，小偷再想偷盗成功，恐怕是难上加难。

　　我住的租屋往北，是一条小小的过道，北面是一户人家，女主人姓啥也记不得了，人很好，丈夫却死得早，留下一个儿子。她原来在一家工厂工作，靠微薄的工资供儿子上学。大约在2002年，儿子大学毕业走上工作岗位，她也退休了。显得轻松许多的她高兴地说：这下好了，我可以放心地走了。当时这话是与我母亲说的。然后她就回了娘家。大约过了三五天，突然传来消息，说她死了。母亲当时惊吓得不轻，与我说她曾说过要走的话，问我这是不是一种预兆。我批评母亲迷信。那晚，送葬完毕，她的儿子回来，先是默不作声，见了院里谁也不说话，到了晚上，也许是深夜吧，突然从她曾住过的那间屋里传出哭声，妈呀，你为啥走那么早，撇下我一人怎么活啊！声音凄凉至极，在寂静的夜里，在四合院上空回荡。

　　四合院中厢房住两户人家，一家是极少见到主人的。另一家有三口，一个80多岁的老太太，一个四十多岁的汉子是老太太的儿子。老太太有两个儿子，大儿子死得早，大儿媳改嫁了，将孙子留给老太太。二儿子三四十岁了，在全聚德烤鸭店工作，至今没结婚。

　　这就是这个四合院前院的情况。后院我不熟悉，记得有一次到后院借修水龙头扳手，穿过黑黑长长的走廊，眼前的景象吓我一跳，这里也是一个不小的四合院呢，前后左右都是房间，房间前面都又接了小房，房内房外都堆得满满的杂物。这个院里住着五六户人家，每日里进进出出的，都要从前院走，有些人性格开朗，主动与我说话聊天。有些人也许天生话少吧，与我这样的外地人见面是从不说话的，因而我在这里住了三四年，与那后院里的某些人家、某些人却从来没讲过一句话。现在回想起来，这些人的面容我也记不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