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崇文门外的那个四合院里出生时正是日本投降的四个月以后。所以我先曾有一个同年同学名叫光复，后有一个叫做希凯；估计前者生在日本投降之后，后者生在日本投降之前。老人说我家隔壁住的是一个有钱人的正房，有人说这个人是个“军头儿”，又有人说他是个人称“白薯王家”的富户。我们这个院子是他为他的宠妾另造的与正房基本同规格的名副其实的侧室。两个院子的前门并列在大街路北，后门并列在与大街平行的胡同里路南。

　　那正房后来改做了小学校，但好像我从来没有进去过。他们的正房和我家正房东西成一线。临街部分就是这正房的后墙，大门在西头，还修成斜坡，好像能开进一辆汽车。估计外墙和门楼老早前已经拆除。解放后我的大伯母一家曾经住在那院的后门，我也不记得进过那个院子，只记得他家吃的水是水车送的，当时的水车是全木制的，好像是个和车子一样大的有盖子的木桶。我总是奇怪为什么木塞子能塞住这个大木桶。给伯母家送一挑水得收一个竹牌子，事先买好的这种牌子一个大概是二三百块(合现在二三分钱)。

　　原来我家被人叫做“大影壁”，原因是我家门前曾有一个影壁。1951年修柏油马路时影壁拆掉，我只记得当时我也在那个大坑旁边，看一个比我大的孩子用一把斧子敲打影壁的地基，他想取下尽量整齐的砖块回家做什么我没有问，只记得砖块间的白灰和碎砖的不规则端面和坑里的新土。马路边的便道没有多宽，上了那五层石头台阶就是我家的门楼。门楼不大，门板很厚，上边的十个大楷书字是“忠厚传家久,诗书继世长”，两边的石头门墩是方的，没有任何装饰，坐在上边看马路是很稳当的。当时站在街西头往东看，路北最突出的就是这个门楼了。

　　进大门西边是厕所，正面是三间房子，东屋正对大门，是玻璃的门窗，进门后是“明德杂货店”的营业场所，西屋是经理室，晚上是“掌柜的”值班室。先父是名义上的经理(我说是名义上是因为经商第一不是他的本业，第二不是他的本意，更不是他的擅长之处)。进门右边是过道，过道尽头红底木板上黑字写的是“紫气东来”。我们家属不用进营业房间就能进到前院。这三间屋子是前院的南房。这个前院曾经放过三排两列的酱缸，为了操作方便，酱缸旁边还用三四层砖砌了方台子供当时的伙计捣酱或捞咸菜等。院子里还有一些倒扣着的小缸，夏天的晚饭时分我和一个哥哥常常忘了吃饭，专心坐在那里听柜房里收音机播送的连阔如说的评书《三国演义》。

　　东西厢房进深非常浅，虽然也都是三间，但每间的面积大概不过三平方米左右(我二十岁前后曾占用西边的两间作为自己的书房兼夏秋时的卧室，我在那里读书也焚香，吹箫，给家藏的几百本线装书分类编目等等。随后我家从这里搬走，因此除了我住的这处，另外的三十几间房屋的面积都已被我忘得一干二净了)。外墙上边是窗子，中间是三合板墙，下边的砖墙大约只有一尺多高。后来我才听说这几间厢房起初建造时是游廊，后来才加上门窗改做厢房的。前述“紫气东来”就是原来东游廊起始的标志。北房是三间客房，正面是八仙桌和一对太师椅。八仙桌后边是条案，条案后边是四扇大黑屏门，平时这门是不开的，与北门中间还有近一米的间隙，间隙的上边是神龛。桌子和太师椅是“榆木擦漆”，枣红色的漆皮光亮如镜绝非夸张，每天用搌布擦桌椅条案那时是我的工作。桌子上茶盘里放着一套茶壶茶碗，条案上中间是带玻璃罩的座钟，两边是一对二尺多高的青花掸瓶和一对小口大肚有盖的刻花瓷罐，当然也都有三足的硬木座。

　　我在家里是最小的男孩，自己记得那时是很听大人话的。除了擦桌椅板凳挺烦人以外，在这里大概见过别人没有见过的一些东西。这就是跟先父给神龛除去尘土。神龛里有几个漆皮牙牙葫芦和几件锡制供器，一架古琴，还有就是几十个祖先的牌位。牌位高约二十厘米宽四五厘米，其实就是不上漆的薄木板，下面的木座形状不一。中间为一行写得很密的特别规矩的墨笔楷字，祖先们的名字当然记不住，但还能记的一些较大的官衔如五品，七品(有“正”也有“从”)，翰林等。“文化大革命”时这些牌位已付之一炬，此前以为什么时候造清单都可以，烧的时候不用说留清单，连细看也不敢了。从牌位理所当然要提到家谱，我看见过的家谱是画在那种元书纸上的。长方形方框列成等腰三角形，似乎有十横行左右。最上边的一个长方形框里写到这位祖先是从奉天迁来北京的。我当时不知为何注意了那些没有后代的人，似乎除了女性(都有“于归”某氏字样)就是出家做和尚或者喇嘛。另外每一代的人名字的第二个字一样，但上下连起来似乎没有什么特殊含义，最下边一行是我的祖父辈。堂屋与东西屋之间为通堂的木隔扇，中上部为两种不同的玻璃。一种是很厚重的模压四出花玻璃，而另一种是有六出小花的轻薄的磨砂玻璃。出了堂屋北门就是中院，中院的三间北房也在三层台阶上。东西厢房各三间，是杂货店的库房。这个院子平时没有人住，从中院去前院和从中院去后院又都要穿过黑暗的过道，我偶尔一个人从前院去后院时常常因为害怕而以最快速度跑过这个院子……北房的西屋有一个砖炕，炕洞里能推进拉出一个带轮子的小煤炉，冬天可以烧炕。我家长期或短期的男客一般住在这里，我记得我常常作为父亲的代表陪这些客人住在这儿。印象最深的是一位大学老师，他是我的堂姐夫，解放初期夫妇两人在越南工作，放假回北京时姐夫住在我家，和我也能玩一会儿。

　　住在这里时我看见过一种以后再没有遇到过的电灯附件，我猜想现在五十岁以下的人也很少能见到这种东西了。也许因为那时灯泡的瓦数小，人们常要把它在屋里拉上拉下，所以电线要绕过一个白瓷的滑轮和一个重锤，后者是一个心脏形的白瓷瓶，内装铁砂。有了这两样东西灯头就能停在最合适的高度了。过去北京的居民烧火用煤球，能买到蜂窝煤和机器煤球前就要烧人工煤球。这个中院就曾经当做我家摇煤球的煤场。煤铺的工人运来黄土和煤末子，用水和匀摊平后换用另一种专用宽平锹横切竖切，最后把这小方块铲到专用的柳条筛子里(下边垫上花盆)摇成煤球。煤球就晾在院里，干了以后收起来做饭或取暖用。中院北部的西墙上有一个月亮门，门板是绿色的，从来没有打开过。也不知道原来是偏正院间的通道还是本来就是假门。从我记事起一棵老爬墙虎的枝叶就盖住了月亮门的大部分。秋天我常和哥哥各自收集一把叶梗，然后每人捏住一根梗的两端与对方那根互割，最后断的是胜利者。西南角则是一个小棚子，我记得三十多间房里除了厕所只有这里是平顶。进了棚子沿正房东边过道可以去后院。父亲曾经抱着我从棚檐下(用瓦片垒成花窗)找出一包很大的子弹，我看着好玩想留下，但父亲不让，说是1948年围城时大兵丢下的，自己不能留着。我还记得小时曾经跟着大人出了这个小棚挡住一些向后院走的大兵。那伙人中间的是军官，戴大檐帽披大氅。算起来当时我应该是三周岁，我是真有那么好的记忆力还是把后来的电影镜头安到自己家了？不知道。进小棚穿过道就到中院北房后的夹道了，夹道西头是厕所，夹道北侧还有一道砖墙，登上两层台阶进了砖墙中间小门才是后院。我和我的二哥小妹都出生在这里。照例是三间北房，东西厢房各三间。东屋是厨房，还有一个自来水龙头，前院杂货店的店员每天也要来这里挑水。西屋住的是我的一个二伯母。我从未见过这位二伯，据说四十年代因为吸白面儿离家出走不知所终。后来二伯母不知得了什么病，住了一个时期医院，我上小学前后就去世了。这是我记忆中亲眼见到的第一个永不能再见的人。北房东过道尽头就是后街门，北房前边有两棵树，一棵是海棠，一棵是枣树。记得枣树很直，一次枣树上的毛虫蜇了我，我大哭起来，二伯母把我的手连小臂一起塞进黄酱坛子里。现在的人肯定不会再用这种偏方了。

　　我小时少动体弱，不知与爱看书哪是因哪是果，但似乎比较听话是共同的结果。还不到十岁我就得了一种怪病，连续看书久了会觉得天旋地转，呕吐不止，必须卧床一两天，病好了还要有几天被限制读书限制计算……有一天我在学校又犯了病，回家时只能走一会儿歇一会儿。中途遇见父亲迎面走来，见我病了就不去办事而领我回了家。握到爸爸那柔软的手后我一下有了主心骨。五十多岁后我终于有机会经常握着父亲的手搀扶着他行走或上下台阶，这时候我就常常想起小时候的这一刻。因为我是最小也最轻的男孩，所以晴天时上到房顶检查漏雨的地方，拔草，扫灰土(还有猫粪)以免雨天积水泡坏房顶总是我的任务。北房顶最高，骑在房脊上是最踏实的时候，记得能看见别人家院里的大树，北边的城墙，崇文门和前门……在厢房与邻居房屋之间走路像走在山谷里一样更是安全。

　　四合院里的事情还有一种事情是现在的年轻人没有见过的，那就是糊棚。糊棚的人来以前屋里的东西应该尽可能搬出来，去我家的那位糊棚的老人不爱说话，把高凳、糨糊盆、白纸和其他工具拿进屋就开始干活，他在下边往棚纸上刷糨糊，然后用一个T型工具递给上边的徒弟，徒弟就把这张纸贴到原来的已经发暗或甚至已经破损的旧棚纸上，那时的顶棚糊过一次后真是又白又平。以后每年腊月自家扫一扫就行了。一般旧的棚纸是不除去的，第一层棚纸是贴在秫秸秆上的，我看见过那秫秸秆是编成棋盘格子样的，但怎么编的我没看到过。糊棚的人平时还糊冥衣，后来我上初中时就路过这位糊棚老人家的冥衣铺。

　　我最后还特别想记下我跟父亲去茶馆的事情，因为这个茶馆也非常有意思。从我家穿胡同过蟠桃宫，跨东便门内护城河石桥，穿过东便门那个方门洞出城别过桥。沿着外护城河岸东行不远就是这个茶馆了。茶馆没有墙和院子，大概是一间房子外边搭一个大棚子，柱子上爬着牵牛花；棚子下边用砖砌成几个长方形上大下小的砖台当做茶桌，我记得砖台上边刷的是青灰，下边的砖每层向内缩进一点。那茶壶是上下一样粗，提梁是铁丝的那种，我们家没有这种茶壶。爸爸常常背着手站在茶馆北边河岸上看河水东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