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这里所说的煤渣胡同2号院，目前的门牌是3号，位置在煤渣胡同北侧靠近东口的第二个院落。上世纪50年代时的门牌排列，是从胡同东口北侧第一个院落起，1、2、3、4、5顺序排，至西口折返，从胡同南侧再接序排列至东口。以后改变模式，从东口起，北侧1、3、5号，南侧2、4、6号，分着排列，我们这个院落就从2号变成了3号。所以说记忆中的院落，是因为它的面貌早已发生了彻底地变化，1964年时拆了四合院，建起了楼房，根本没有一点旧迹可循了。

　　现在我们院门口的墙上，还挂着一块北京市东城区地名办公室于1993年制作的铜牌，上面用中英两种文字对煤渣胡同作了简略地介绍，内容为：“煤渣胡同东起东单北大街，西至校尉胡同，全长316米，宽8米。明属澄清坊，称煤炸胡同，清光绪时称煤渣胡同，沿用至今。清朝这里设有神机营衙门，北洋军阀冯国璋府邸在此。今胡同东口的基督教青年会旧址为市文物保护单位。”

　　煤渣胡同在明代为京城澄清坊所属。按当时的规制，北京全城分为三十六坊，坊下分牌，牌下设铺，铺下才是胡同。这种城市社会生活和居民管理一层层辖制的组织形式，中华民族的创造力和水平都是极高的。千百年来基本延续至今，如城市分区县，区县下设街道办事处，街道办事处又统辖多少个居委会，此类的户籍制度，传承下来的，大体还是这个格局。

　　按现在的实际情况，煤渣胡同只有316米长，8米宽，东口开在米市大街，西口可望新东安市场，真正一条小胡同，而且依傍着王府井、帅府园，即使不论名称的大度与小气、文雅与粗俗，从哪个方面似乎都无法与之相比，但细作考究，煤渣胡同还是胸中大有丘壑的。我小的时候，除胡同东口的基督教青年会是个西式两层建筑外，不长的胡同里全是典型的京式四合院，并且高台阶、大宅门的院落有好几个，清幽、静谧，远非现在的嘈杂、破败景象。衡诸旧京“东富西贵，南贫北贱”的特点，煤渣胡同在清代绝对是富人贵人所居的高雅之地。而我们这个2号院，自南向北，有四重院落，面阔进深，气度恢宏，小时候听一位曾在我家当“大娘”的旗人保姆说这里原本是个王府，遍查有关典籍，没有此类记载，可知此说不确，但可以想见这个院落的不凡，应该就是神机营衙门了。

　　说到神机营，在清末同、光两朝，是个极不简单的物事。当时京城官场中被公认走上当官终南捷径的有四种人，概括为“帝师王佐、鬼使神差”，即为年轻皇帝启蒙授业的老师，自为“帝师”；当国执政的王爷的亲信重臣，是为“王佐”；出使被称为“鬼子”国度的西洋各国的使节，拟为“鬼使”；在八旗精华所萃的神机营当差的官员佐杂，视为“神差”。

　　同治初年，清王朝费尽九牛二虎之力，终于扑灭了太平天国农民起义。此时的满清王朝已腐朽衰颓，所谓满营的八旗雄风早荡然无存，绿营的腐败透顶亦有目共睹。对太平天国和捻军的征战，全靠曾、左、胡、李等汉大臣自行招募和自筹薪饷的湘军和淮军，旗人的军队连摆设的作用都不具备了。但军权尽归汉人的旁落局面又令清廷不安不甘，遂对神机营赋予极大希望，派同治皇帝胞叔、光绪皇帝生父的醇亲王亲自掌管，类似于天子亲军的地位，也被寄予步武祖宗神勇、重振八旗雄风的重任。以后光绪接堂兄同治即位，醇亲王因身份特殊，不再直接管神机营，则由其儿女亲家“僧王”僧格林沁的儿子伯彦纳谟诂统带。“伯王”出自蒙古博尔济吉特氏，即孝庄皇太后一族，为号称满蒙一家的清王朝第一至戚。在晚清历史上有独特作用的荣禄，也就是从帮助醇亲王经管神机营的副手而起家的。于此都可见神机营身份的尊贵和地位的重要。

　　神机营衙门设在煤渣胡同，证明煤渣胡同确有不凡之处，至少具备内城枢要方位，房屋要好、院落要大等基本条件。清末震钧所著的《天咫偶闻》一书，对神机营衙门专有描述，其中写道：“神机营署，在煤炸胡同。同治初，设选八旗精锐，别立此营。总以亲王大臣，无定员。其下全营翼长二人。其下分为文案、营务、印务、粮饷、核对、稿案六处，各有翼长、委员。此外军火局、枪炮厂、军器库、机器局，各有专司，共兵万五千余名。自设立后，八旗京官竞来投效。文案处委员至一百六十余员，营务处一百八十余员，而书手不在此数，庚子以后废。”

　　从震钧颇为翔实的记述就能想见神机营衙门的庞大。养这点兵，还专设有军火局、枪炮厂、机器局等。主管营中事务的分六个处，仅文案、营务两处的委员就有340多人，真正办事的“书手”尚“不在此数”，可知冗员之多之滥，也可想像当时煤渣胡同的这个院落车水马龙、人员川流不息的热闹景况。不过被视为“劲旅”的神机营从未经过阵仗也从未争气，那些兵大爷托着鸟笼子“出操”，或者让下人代为“点卯”的情景，早就成了京城百姓口中的笑料，是清王朝腐败透顶到无可救药的印证。不久神机营在王府井大街上的操练场慢慢荒疏成了空地，终于被改做集贸市场，以后演变成了东安市场。

　　到北京和平解放之时，煤渣胡同2号院已是国民党在北平所办的英文《时事日报》社。当时按系统对口接管，《时事日报》社即由人民日报社接管，报社所接管的两个主要地方，还有王府井的国民党《华北日报》社。最初那里也是一片平房院落，地方比煤渣胡同的还大，因此作为报社的办公地，1952年后建起了四层的南楼，1956年盖了五层的北楼，长期作为中央党报办公的地方，直至“文革”后报社迁往东郊现址。那时盖的两栋楼即是现在王府井大街上的好友商场等。煤渣胡同2号的这个院落，则部分办公，部分为工作人员居家。

　　人民日报社大批人员进入北京，于1949年初接管入住的煤渣胡同2号院，分为从南向北的四重院落。大门开在院落偏东，入门有一座不算很大的影壁，西侧为传达室，里外三间房，东侧为一排南房及一个东西向狭长的院子，再跨一门进入二进院，是气派规整的五开间北房和三开间东西厢房。从东侧过道绕过去，最初还有一道垂花门，仿佛大宅院里内眷“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的二门，入内就是三进院，也是五开间的北房和三开间的东西厢房。再从东侧过道进入四进院，仍是一个东西狭长的院子和一排北房。在整栋院落的西侧，还有从南向北依次排列的三个跨院；而整栋院落的东侧，还有一个礼堂，里面排列电影院中的折叠排椅，可容数百人开大会。

　　最开始煤渣胡同2号院的功能主要也是工作区，如二进院的北房是报社的图书馆和资料室，西厢房是采通部的通联科；三进院的北房是报社的大会议室；四进院的北房是采通部的办公室。报社主要负责人的家也在院里，如社长张磐石的家就在西侧第一个跨院；当时的副总编辑安岗家住在第三个跨院；中间的第二个跨院作为采通部负责人的办公室，安岗和时任采通部主任的李庄等人在里边上班。到1950年1月，张磐石调往华北局工作，家也搬离此院，继任的社长范长江的家就住进了第一个跨院。

　　1952年后，随着报社在王府井楼房的建成，所有办公室陆续都迁往那里，煤渣胡同2号院遂成了报社的宿舍。因为这里离报社近，步行即可前往上班，房子也还好，所以报社主要负责人的家都在这里。如1952年调任报社总编辑的邓拓，住进了安岗已搬离的第三个跨院。当时撤销大区的报纸，胡绩伟、王揖分别从西北、东北调到人民日报任副总编辑，胡绩伟家住进了第二个跨院，王揖家住进了第一个跨院，那时范长江同志已调国家科委工作并搬离煤渣胡同了。

　　应该就在那时和以后的一段时间，适应从办公改成居家的需要，煤渣胡同2号院做了一些施工变化，但完全无损于院落格局，如一二两进院落的墙拆除，成了一个大的四合院。二三两进院落的垂花门也拆除。原来作为图书馆和会议室的两座北房，有外挑突出的廊檐，房前还有粗大的圆柱，房子都做了展宽，内里分隔成南北朝向的十间房屋，分为两家住。

　　我是新中国的同龄人，父母一直都在人民日报工作，他们一进城就工作和生活在煤渣胡同2号院，最初几年的事情，有些事后来听父母讲过，就一直没有忘记。如1952年三反五反运动时，煤渣胡同2号院因为有大会议室和礼堂，所以成了报社搞运动的主要地方。在礼堂开全社大会，追问行政管理部门负责人的所谓贪污问题，在一片“左”的氛围和革命激情的作用下，没问题的人也被迫搜索枯肠地做交代。而在大会议室开的编辑部人员会议，更是抓住某些人的生活问题，穷追不舍，连着开了8天会，惊动了当时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亲自来到这里旁听会议并向大家作比较公允地说明和排解。

　　随着年龄的增长，我对煤渣胡同2号院的记忆也慢慢多了起来，邓拓同志在院里住到1957年后，搬往遂安伯胡同，陈浚一家搬近了第三个跨院。记得那时的住户还有华君武、杜波、肖航、张潮、钟灵、肖风、凌建华、李何、牛健、钟立群等叔叔伯伯家。我家较长时间住在二进院西厢房的三间房；北屋分隔成的十间房屋，西侧住着肖风家，东侧住着瞿秋白独女瞿独一和李何一家。以后李何、瞿独一家搬往遂安伯胡同，我们家搬到了北房，住房的朝向和面积都有了改善。而我们原来住的西厢房，则住进了由周总理文教秘书调到报社工作的康英阿姨一家。

　　那时的大院落，住着这么多家，关系非常和睦，因为父辈都是一起工作的同事，孩子们年龄相仿则成了很好的玩伴。那时的房屋根本没有暖气设备，家家户户过冬都烧煤炉，取暖烧水都靠它，也都过得挺好。因为邓拓等报社的负责人住家在此，报社还在这里专门办了一个食堂，只有一位大师傅加上一位帮工，就可以把全院各家的饭都包起来。这个食堂设在一进大院的南房西头，后来感觉房子紧张，就撤了餐厅，各家打了饭回各家吃。

　　院子里虽然做过一些施工改动，但也一直没有如现在大杂院里星罗棋布般加盖的小厨房、储藏室等物。前后两个大院子都是一水的方砖漫地。前院规整宽大，我上小学期间学骑自行车，就是在前院绕圈学会的。中院有两棵极大的海棠树，秋后海棠果成熟，那收获时节是全院孩子们的节日一般，胆大的孩子爬上树，其他人在树下用竹竿打，落果撒满一地，大家收拢起来，然后用脸盆为量器和工具分送各家，可以乐和两三天的光景呢。

　　令人遗憾的是，煤渣胡同2号院在1964年就遭遇了拆迁的命运，只一年的时间，院落原址上立起了一座五层的楼房。新房建成，我们家仍搬回来住，但已难寻觅四合院特有和独有的韵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