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年夏天，我随父母从外地回京，住进了崇文门外火神庙附近小兴隆街胡同的一座小四合院。

　　是京城那种极普通的小四合院，门外没有抱鼓石，门内没有影壁墙，这一切都告诉外界，院内住着的都是一些极普通的人家。全院共六户。姜家老两口大概是院子里最早的住户，因为年纪的缘故，大家都分外敬着这二老，行动上有意无意地向他们看齐，姜家也就成了既未经选举也未经任命的“院长”。当时全院只有一个电表，月底收电费时各户均摊，那时的人都很朴实自觉，每当夜幕降临，各家宁肯摸黑也不愿先开灯招人家背后议论，就都瞄着姜家的动静。那时我刚上小学，要做作业，母亲说，再等等，姜家还没开灯呢。一到夏天，各家吃过饭，都早早聚到院子里聊天，让自家的灯黑到很晚。姜家老两口有两个儿子，大儿子一家在外边另过，小儿子长得很帅，搞了个对象也很漂亮，有时候带对象来家，那姑娘就忙东忙西地干活，全院的眼睛都跟着姑娘跑，赞叹姜大爷老两口有福气。紧挨着姜家的老赵家，景象就远不如姜家了。老赵戴一副圈套圈的高度近视眼镜，是煤铺的记账员，虽不亲自干活，却由于长年给人家过磅记账的缘故，脸上和指甲缝里永远是黑乎乎的。老赵的媳妇黑胖黑胖的，有点傻，却能生孩子，第三个孩子出世，赶巧那女人正在上茅房，孩子就生在茅坑里，女人将孩子捞出来，洗巴洗巴身上的屎尿，孩子就活了。南屋最西边是胡家，胡大哥很聪明，动手能力特强，什么东西坏了经他的手一鼓捣准能修好。胡大哥对人还很热情，谁家的锁还有自行车什么的出了毛病，他会主动上门去帮你修理，因此胡大哥的人缘很好。可是胡大哥也有个毛病，就是爱打老婆，有时因为一点儿小事跟胡大嫂争吵，说急了上去就打，胡大嫂挨了打，惟一反击的武器就是嚎哭，这时她会跑到门外靠墙根站定，然后跳着脚哭得天翻地覆，酣畅淋漓，大约是用哭声引来大家评理。这时候母亲一定会去说胡大哥，有什么事说什么事，别动手呀！父亲却说，不用劝，两口子打架，一会儿就好。果不其然，胡大嫂哭痛快了，就在门外摆上小饭桌，还倒上酒，让胡大哥喝得有滋有味。因为这是胡家经常演出的剧目，时间一长，大家也就不去劝了。

　　用现在的话说，南屋老杨家的大儿子文福该是我的“发小”。文福跟我同岁，一起上的小学，只是不在同一所学校，我在幸福村二小（现培新小学），文福在铁辘轳把小学。跟现在的孩子比，我们那时的游戏虽然“土”却丰富多彩，捉迷藏、抽汉奸、骑马打仗等，经常玩得满头大汗，不亦乐乎。那时我最盼望的是跟母亲去逛蟠桃宫庙会，琳琅满目的小吃、玩意儿让我眼花缭乱，末了磨着母亲买一根红缨枪，回来一看，文福手里早有了一把大刀，我俩就一招一式地在院子里厮杀起来。雨天，积了满院子水，我俩就各站在自家门前，看雨点在水面上打出的泡泡，唱：下雨了，冒泡了，王八戴上草帽了。夏夜，我们坐在院子里，看着满天繁星，听老人讲关于牛郎织女鹊桥相会的故事。

　　照理说文福家的日子在全院是最好过的，杨大婶虽然不工作，但杨大叔是橡胶厂的会计，工资挺高，养活一家人有富余。杨家还拥有全院惟一一台木壳收音机，一到“小朋友，小喇叭开始广播啦”时间，我就跑去听孙敬修、康瑛两位老师讲故事。可是阴差阳错地杨大叔犯了贪污罪，被判了刑，这下杨家的日子就苦了，为了省钱，杨大婶只得用自家两间大北房换了胡家一间小南屋，还卖掉了收音机，自己背了草筐上街捡破烂换钱，以养活文福等三个儿子。文福很懂事，有时候放学回来，就跟着母亲去捡破烂，他再也不能跟我玩，见了面也躲着我，让我看见的只有一脸泪痕。

　　与此相比，当时最幸福的该是北屋的另一户庞大哥家，庞大哥在齿轮厂工作，刚结婚，两口子爱得要死要活，天刚一擦黑儿就早早睡觉去了。

　　如果日子就这么过下去，我还会陪着这些老邻居们，陪着那些苦辣酸甜的故事。1962年夏天，母亲突然病故，父亲带着我离开小院，住到酒仙桥的姐姐家去。十几年后的一个冬天，我曾随父亲回来寻旧，小院却早已拆掉了，老邻居们都不知去向，几经打听，才在不远处的细米巷找到庞大哥一家，此时庞大哥已经有了三个女儿。庞大哥详述了小院的变迁，特别是杨家在“文革”中的不幸遭遇，因为受杨大叔的牵连，杨大婶带着文福兄弟被遣返回顺义老家去了。听了这一切，父亲哭了。后来，我也曾努力寻找过那些老邻居们，未果。然而我明白了，人就像天上的流星雨，虽曾聚一处，却终因某种原因四散而去，从此各无踪影，此乃人生定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