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文坛上陆陆续续开始出现了回忆才女外交家龚澎的文章，听说乔冠华和龚澎二人的子女正在收集整理他们母亲的资料。前一阵，兄妹二人还在我家接受了阳光卫视的专访。之所以选在我家作采访，是因为我家曾两度和乔家是同住一个大院的邻居，一次是上世纪50年代一起住四合院，另淮问?0年代一起住公寓楼。而我们两家在公寓楼的格局一模一样，在这样的格局中回忆往事，不触景生情也难。更巧的是，我父亲不仅和龚澎是燕京大学的同学、是参加“一二九”爱国运动的学生领袖、40年代在重庆八路军办事处共过事的战友，而且也是新中国成立后组建的外交部情报司（后改为新闻司）正副司长的最初搭档，一起共事长达六年。

　　正是北京四合院的特有文化，使我父母与龚澎阿姨成了同事、邻居加朋友。我漂亮的三姐还被龚澎认作干女儿，乔家兄妹是我大姐小时候的玩伴儿。后来成了我父亲的忘年交和桥牌牌友的宗淮大哥最近告诉我说，他小时候曾在我父亲那里看到过一把缴获来的钢笔式小手枪。1960年我父母到东欧工作时，龚澎是我家几个孩子的监护人（后来由马毓真接任，马曾任新闻司司长、外交部驻香港首任特派员和中国驻英国大使）。龚澎时常就我们的学习、生活找我大姐了解情况，嘘寒问暖并督促我们好好学习，不要让在国外工作的父母担心。当时年幼的我尚不知还有位阿姨在监护我呢。真的，如果不是有人问起，或偶尔翻翻老照片，或是看到有关提及我们大院的文章和书籍，尘封已久的事也许就埋藏在记忆里了。

　　1949年北平和平解放时，不少前朝达官贵人居住的深宅大院空无一人。这些房产后来有的成为党政军和国家机关的干部宿舍并统一由房管所进行物业管理。但位于东城区米市大街附近的无量大人胡同6号、也就是梅兰芳大师20年代曾接待过瑞典皇室贵宾的自家房产何以变成外交部机关宿舍，恐怕只有梅家人才知道。

　　上世纪五十年代中期，我们兄弟姐妹5人随着奉调进京的父母从中南重镇武汉来到首都北京，先在位于东单栖凤楼胡同的渤海大饭店住了一阵后，搬进了这处中西合璧的大院（姑且叫它梅家大院吧），一住就是近20年。这里的住户换了一茬儿又一茬儿，经历了种种荣辱兴衰世态炎凉，但大院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属于那个时代和那个年岁的人和故事却深深地留在我的记忆里。

　　据史料记载，北京以姓氏、职业、官爵甚至绰号作胡同地名的很普遍，如史家胡同、祖家街、石驸马大街等等。无量大人胡同在明代叫吴良大人胡同，后来明清易主，就按谐音给改了。谁都知道胡同和四合院是北京的象征，但北京像无量大人胡同这么长的胡同却不多见，小时候体弱多病的我最怕的就是走这条胡同，好像永远走不完似的长。

　　梅家大院坐落在胡同的东头6号，外观一看就像是名门豪宅。重得推不动的，朱漆斑驳，一直用大方木栓锁门的大红门门槛尺高，常常把急匆匆的我们绊倒。一溜儿结实厚重的白色砖墙（里面就是小假山山顶）连着车库和小旁门，一看就是大家气派先声夺人。和其他传统的四合院不同的是，这所宅院很大，但并非中规中矩。这个几进院落的宅子由几个小四合院、一个带“L”形回廊、一座小假山、小水塘及一幢西式两层小洋楼组成。这几个小四合院我们称之为上院、下院、东院、西院、前院和后院。上院南侧是座带小池塘的小假山，由上院的“L”形长廊将小洋楼、假山及东院连接起来，长廊顶端漆绘雕刻处处可见。除了前园沿边一圈和上院北侧有些开门见院的小房子外，每个院落自成一体，分别有正规的北房、南房或东西厢房，有的还有南房。西院的大北房甚至还有玻璃暖廊。院里几乎每家都有铺着长条木板地面的客厅、卧室、书房、过道，还有当时十分稀罕的全套西式卫生设施，有抽水马桶、大澡盆和下水道（其实，北京不少四合院是使用公厕的）。同时，还有中央供水供暖设备，每年秋天，外交部早早就把烧暖气的煤运进院堆成小煤山。冬季一到，从农村请来的供暖锅炉工就入住大院。

　　上院中间有枝繁叶茂的大枣树、梨树和桑树。我们小朋友放暑假时，一是盼着分发打下来的甜枣、甜梨和甜桑葚，二是盼着天黑，在小亭子开纳凉晚会，然后在树影婆娑的上院捉迷藏。有时果子还没熟透，但挡不住小朋友极高的兴致和那年头嘴馋的通病。家家户户早早地就派代表兴高采烈地拿着小脸盆等着平分。大家都有不洗就吃的习惯，还互相取笑因吃了桑葚弄得紫嘴唇和紫花脸。我们这些平时上寄宿制学校、过着半军事化生活的孩子们放假后相聚在一起，在这个大院里玩得开心极了。我们在小假山、长廊和上院玩捉迷藏，装神弄鬼，有时还冒险爬上长廊房顶和屋顶。好像当时的孩子，除了我三姐这样文静又漂亮的，都有上房揭瓦的本事。每逢下雨，假山前的小水池就蓄满了水，我哥哥他们一帮男孩子就拿着木板当小船放在水上漂啊漂。我舅妈则利用假山的小山洞为我们熏制具有四川老家风味的辣香肠。上院东头小亭子旁依墙有棵时常散发出沁人心脾幽香的紫藤萝树。记得上世纪六十年代初期“三年自然灾害”的时候，我二姐还用紫藤萝花和着白面给我们烙饼吃，什么味道我已经记不起来了，反正当时觉得很好吃。但后来看到关于吃花吃有机食品益于健康的报道，我一点儿也不觉得新奇，在某种意义上说，我们早就被迫奉行健康的生活方式了。而藤萝树旁还有个小亭子，是小朋友组织晚会表演节目的好地方。我、我三姐以及我们院的小朋友戴着斗笠自编自演的越南舞蹈“解放南方”还到机关大礼堂参加了专为出国人员家属举办的暑期儿童汇报演出。整个院子真可谓山石池塘树影花香，当月亮升起来的时候，另有一番朦胧的景致。人们完全可以想象当年梅大师在这里大宴宾客的意境和排场，说不定在小假山还排过戏也未可知。

　　最早于上世纪五十年代中期搬进来的住户数下来只有6家：黄华、乔冠华、章文晋、前教育部部长何伟、外交部亚洲司老司长陈家康和我家。50年代后期搬进来的还有前驻柬埔寨大使康矛召、前驻印度大使袁仲贤将军（黄埔一期，曾任三野代参谋长）、前驻保加利亚大使周竹安（1949年曾争取国民党湖南省政府主席程潜和握有军权的陈明仁起义）等。乔冠华一家住在小洋楼的二楼，顺着长长的楼梯上楼可到达玻璃窗围成的六棱半圆形客厅，从窗户往下看可将这所别致的建筑群落尽收眼底（后来的住户是曾任社科院研究生院领导和西欧所所长的徐达深）。楼下住的是章文晋一家，章百家哥哥拿死猫吓唬我们几个小姑娘的后果是直到现在我见了宠物都躲得远远的。而乔宗淮哥哥则是我们院的孩子王。袁大使家在假山旁的一组套房，由于靠着山水显得有点潮湿，加上客厅挂上英年早逝的袁大使的遗像，每次去他家玩，我们都大气不敢出。他家孩子的名字都和战争或工作有关，行军途中出生的叫“路生”，大军北上时出生的叫“北上”，大军挥师南下时出生的叫“南下”，袁伯伯出使印度时出生的孩子叫“印生”，真不愧是戎马一生将军外交官给起的名字。而院里其他孩子的名字也大都与现代中国历史的里程碑事件相关，如陈家康大使的孩子是在朝鲜战争开城谈判时出生的，就叫开城。而弹一手好钢琴的菘都的名字则是在朝鲜战争期间进行菘都谈判时出生的。徐达深的女儿起名叫伟端（50年代伟大的开端之意），黄文友的儿子则叫加林（50年代前苏联第一位宇航员加加林的名字），邵天任（法学家）家的女儿叫卡佳，更是具有时代色彩。我家先是住在下院的北房和西厢房，后来搬到何伟和周大使家先后都住过西院那座气势宏大、带有玻璃走廊暖房的北房。可能正是因为有玻璃暖房挡着阳光，其实这所大北房里面有些潮湿和阴凉。小时候到周大使家玩的时候，看到他家有一尊由匈牙利艺术家创作的周伯伯半身雕塑，印象十分深刻。记得大北房门口一左一右摆了两个用白色花岗岩雕成的西洋风格的大金鱼缸。多少年后，我认出梅兰芳大师与外国友人的一张合影的背景就是这座大房子。所以应可推断出，梅大师隆重迎宾待客之地就是在这里。这所北房的房梁很高，客厅左边由厚重的紫红色大幕布隔开，右边是宽大的四四方方的主卧室。

　　有趣的是，下院北房和西院的北房实际上是紧密连在一起的：我们住在下院北屋时，家里卫生间有扇朦胧玻璃窗直通西院周大使家主卧房的卫生间。不过，开关插销由他家掌控。下院里设有对开门、两面都是玻璃窗的西厢房也相当于西院的东厢房。为了避免我们小孩子一开门就可到西院玩闹，父母一般不让我们开那扇门。可以想象，这个曲径通幽的大院的设计者顾及到了大家庭繁杂的人事关系。

　　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到“文化大革命”初期，最初的几家陆陆续续都搬走了，老住户只剩下我们一家。不久许多新的家庭搬来了，其中包括邵天任、何方（时任张闻天的秘书，“文革”后任社科院日本所所长，我家客厅的窗户打开就可看到他家。所以他夫人在新闻司当夜班后总是抱怨我家孩子吵她补觉）、徐达深、前驻古巴参赞黄文友、世界知识出版社创办者之一冯宾符、外交学会前秘书长张增旺、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前总经理崔烈等，还有些其他的机关干部和职工的家庭等等。可能由于我家是这里住得最久，我父亲年纪最长，所以他好像一直兼任大院的居委会主任。在我的印象里，没有比我父亲更喜欢小孩和年轻人的老干部了。他和我们还有院里的小朋友一起玩捉迷藏，参加我们在葡萄架下的家庭演出，他的“五月的鲜花”和“松花江上”男高音独唱一直是保留节目。在暑假里，父亲教我们在大浴缸里用脚丫踩洗被单，帮我们姐妹洗长头发，有时还在我家门前葡萄架下给我们讲闻所未闻的新奇故事和国际形势。而我们和大院里干部职工的孩子也相处得很好。父亲让我们多向住在我家对面南房外交部供应处宋姓木匠的女儿小芝学习，她里里外外一把手，能帮家里干很多家务活。记得在60年代“困难时期”，有一次她家主动提出不要倒掉我家因发馊准备扔掉的切面，留给她们家吃。后来，我父亲知道了这事儿批评了我们。小芝家只有她爸爸一个人挣工资，小芝妈妈后来又生了两个孩子。她妈妈日夜给“红都”服装店加工衣服以补贴家用，小芝则担当起拉扯两个弟妹的重担。爸爸很尊重小芝一家，总要我们向小芝学习。每年春节爸爸都要请小芝的爸爸、门房大爷和烧锅炉的工人吃饭，现在想起来是多么可贵的品格啊！我现在会擀饺子皮，小时候还会生火、封炉子、发面、蒸馒头包子，这些都是在家里保姆被造反派赶走后向小芝学的。在爸爸的鼓励下，我们还到胡同里拣过马粪，给门前自留地的玉米上肥。

　　“文革”期间，我父母也受到冲击，批判父亲的大字报密密麻麻从大门对面的墙上刷到地上。机关还来人抄了家，凡能拿走的，都拿走了。他们把父亲的一支猎枪和尼泊尔驻拉萨总领事送给父亲的一把藏刀也作为凶器抄走了。急中生智的大姐将父亲收藏的“天鹅湖”唱片和从国外带回来的其他古典音乐唱片及动画幻灯片藏在褥子底下，让我装病躺在床上。造反派抄家时，我这“豌豆公主”只是在想，时间过得真慢呀！造反派还提出我家住房过多，必须把西厢房腾出来给工人住，让我们一家7口挤在北房的三间屋子里，我哥哥只好睡客厅沙发，我们四个姐妹挤在一间卧室里。因为父母都是走资派，公家配备的电话也给拆了。一时间，我们这个大院成了大杂院，住户也越来越多了。这里面既有参与抄家、同属一个部门的造反派（还负责监视我家来了什么人，甚至吃了什么），但也有通情达理的老住户以及仍和我们玩在一起的小朋友，当然更多的是尊重我父母的善良普通人家。父亲在靠边站的一段时间里，还天天去位于东交民巷的单位“上班”。有一次还把我带了去。等去了我才知道，他是被罚天天清扫厕所。年少的我很难体会父亲内心的复杂感受，只知道赶紧帮他把单位里的女厕所打扫干净。

　　不久，机关来人看了看上院，决定拆掉长廊盖简易平房。这样不仅挡住了遥望小假山小池塘的视线，也破坏了整个院落的典雅格局。老住户、特别是小朋友们虽然当面不说什么，但心里是一万个不愿意。记得一排新平房刚盖好不久，就有人在其中一间平房内举行了婚礼。

　　上世纪70年代初期，我们家也要搬走了。院子里的小朋友纷纷前来帮忙，把上面钉有单位财产编号标记小铁片的桌椅、柜橱、书架和床等家具装上卡车（当时家具全部都是公家配给的）从无量大人胡同（已改名叫红星胡同了）6号运到我们的新家。其中如灯架等小家具则是由要好的小朋友们、包括小芝的弟弟，徒步肩拉人扛搬到新家的。其间要从东到西穿过长长的无量大人胡同、再向北走过米市大街、穿过灯市东口、再拐进位于东四附近我们新家所在的胡同里。　　有一年回国探亲时，我曾路过无量大人胡同6号，本想进去看看，但没这个勇气。从明显破败的大门，我可以想象里面早已面目全非。但这个有着长久历史的四合院毕竟是中国近现代史中不少知名人士住过的地方，也是我童年和少年时代的物证。去年回北京时发现，金宝路的拓宽和修建已使我旧地重游的愿望成为永远的遗憾。想到以胡同和四合院闻名于世的北京城，近几年来还有更多的宅院片瓦无存，更多的大小胡同永远在地图上抹掉，我除了思忆、惆怅和感怀，还能怎样呢？同时，我也愿以此文问候我童年时的伙伴，你们都还好吗？并深深地怀念那些当年我还不懂得去了解的、而曾经在中国历史上叱咤风云的前辈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