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出生时小院的门牌号码是安福胡同75号，“文革”开始后北京市对胡同和门牌有过一次新的命名和整顿，我们小院的门牌由蓝色变成了红色，并改名为西安福胡同44号，这个门牌号码一直沿用至今。

　　安福胡同西口通到西单，附近有许多北京著名的老字号，华清池、长安大戏院、同春园、又一顺等。东口坐落着北京第一座专业音乐厅“北京音乐厅”，当时的中山公园音乐堂还是露天的。因为西安福胡同毗邻长安街，所以长安街上的一些老字号和院落正门开在长安街上而后门就在我们这条胡同里。比如当时长安街上著名的老字号“鸿宾楼饭庄”和北京第一座宽银幕电影院——首都电影院。

　　上世纪60年代文化娱乐活动不多，看电影几乎是中青年人最主要的娱乐活动。首都电影院当时是北京市最好的电影院，加之所处的地理位置交通方便，所以有些新电影刚公映时要很早就去排队才能买到票，为了不影响长安街上的正常秩序，新电影首映的票一般都不在前面的售票厅出售而是在后门开一个小窗口出售，每出现这种情况我们胡同里就异常的热闹，常常是几十人甚至上百人的长队，能堵住好几个院门，进出院门都要在人群中穿来穿去，但很少发生争吵。

　　为了满足更多的人可以看到新片，当时电影院规定紧俏影票每人只能买两张，所以要想早点看上新片基本上都要亲自去排队。我们胡同里的很多小孩儿都有替年轻父母或同院大哥哥姐姐排队买票的经历。因为是近水楼台，往往都不特别着急，等看到已经有人排队了，才赶紧拿上小板凳往那一坐，再拿本小人书一看，有时叫上附近几个院的孩子一起边玩边等就更不觉得排队是一件非常难过的事了，快排到了把大人们叫来我们的任务就完成了。印象中给大人们排队买的电影，当时我们都不爱看，还能记起来的有：“早春二月”、“家”、“青春之歌”、“舞台姐妹”等。

　　我们胡同里还有很多大院可以直通长安街，平时我们宁可绕远也决不从这些院中穿行，但一到“十一国庆节”，这些院落就成了我们通往长安街的秘密通道。

　　上世纪60年代几乎每年国庆节都要游行，胡同里每条通向长安街的通道都有民警和街道干部把守，尤其在游行开始后一般人就不让上长安街了，那时候没有电视，孩子们又都喜欢热闹，我们就结伴从那些能通向长安街的院子里穿过去。白天看游行队伍还不是最刺激的，最令我们兴奋的是晚上的礼花。小伙伴们都早早吃完晚饭聚在胡同里等着，天刚一擦黑我们就穿过一个个小胡同和院落，仗着熟悉地形和穿堂院里的“内应”，避开有“戒严”的路口，我们可以一直穿行到人民大会堂的西侧。

　　人民大会堂西门外的空场上就有一个燃放礼花的阵地，几十门礼花炮近在咫尺。晚8点钟天安门广场周围礼花齐放，由于离的太近，真是震耳欲聋。当时我们根本就顾不上看礼花，小伙伴们都忙着捡花片，最受欢迎的一种花片我们称之为“马赛克或瓷片”，形状大小与现在装修用的马赛克差不多，有小四方形的或六角形的，但不是用陶瓷烧制的，而是用牛皮纸或一些硬纸压缩而成，上面涂一层厚厚的颜色鲜艳的瓷漆，因此当装满这种花片的弹筒在空中炸开后，花片不会很快地掉下来，而是慢慢下降并散开，在爆炸的火光中闪闪发光还夹杂着劈啪的响声。这些花片就是国庆节送给我们最好的礼物和玩具，在国庆后的大半年时间里，放学后我们都会在胡同里用这些花片“逮（dei，发4声）锅”或者“抓（chua，3声）”出各种花样来，随时还都能创造一些新的玩法和比赛。

　　我居住的西安福胡同44号是一个小巧精致的四合院，青石板的台阶，厚重的黑漆大门，大门两侧各有一个石门墩。进大门到院里要经过一小段走廊，走廊的一面墙用墨涂成黑板，写一些重要的通知或宣传口号，由于走廊的顶子很高，冬暖夏凉，经常成为我们学习小组写作业和玩耍的地方。两进的小院中间有一道月亮门，绿漆的月亮门上书写着两个大大的红色福字。我出生时父母种的一棵柳树后来长到一个人都抱不过来，为我们遮阳挡雨。东西屋之间拉着一道道铁丝，夏天上面爬满了葫芦、丝瓜、扁豆。

　　那时我们院只有一个公用的自来水管，原先靠在里外院之间的围墙上，这道围墙被拆除后，自来水管就孤零零地立在院中央，每到冬天晚上各家要提早打些水放在家里，然后把水井里的总阀门关上，再把水管里的水放净，就这样有时第二天早上水龙头还可能被冻上，要用开水浇开才能用。时间长了水管周围结上厚厚的冰，老人接水必须格外小心。既然西耳房已改成了厕所，于是院里几家一商量，东耳房就被改成了水房。

　　后来北京进行燃煤改造，我们那片成了第一批试用液化气罐的住户，烧蜂窝煤时，火炉子放在自家屋檐下就可以了，但改用液化气罐后就不行了，液化气罐和燃气灶不能暴露在露天环境下，于是家家都不得不盖起了小厨房，至此，我们那个挺精致的小四合院就不复存在了。

　　我们小院一直住着5户人家，除了在我不到10岁那年换过一户外，直到我离开那个小院，几家人在一起共同生活了几十年。那时没有空调，夏天太热了就搭个床睡在院里，即使在屋里睡也不关门，最多挂个防蚊子的竹帘。彼此之间根本没有什么“隐私”可言，5家人生活得就像一个大家庭。从称呼上都能体现出小院的亲情，平辈之间不论大小直呼小名，长辈加上户主的姓氏一律称呼“爸爸”、“妈妈”。

　　我家对门姓钱，我都很大了才知道钱家妈妈本姓朱。那时邮递员送信都是到门口喊一声“某某的信”，院里不论谁家的孩子都会立刻跑到门口接信，是院里人的就接下，不是就退还给邮递员。那天正好我在家听到喊声跑出去，是姓朱的信，没听说院里谁姓朱，可地址写得千真万确，只好跑回院里问大人，才知道钱家妈妈姓朱，但我们仍叫她钱妈妈。

　　几年前钱妈妈以90多岁的高龄还出席了孙辈的婚礼，今年已近百岁的钱妈妈除了耳聋之外生活根本不用家人照顾，虽然住进了楼房，每天还都要自己下楼走走，好人长寿用在钱妈妈身上最贴切不过了，钱妈妈不仅心地极其善良,而且还有一个博大宽容的胸怀。

　　钱妈妈是典型的旧时妇女，一辈子没出去工作，在家相夫教子，我们家因此也成了最大的受益者。我父母那时年轻每天忙于工作早出晚归，家里的一切就都交给了钱妈妈。钱妈妈家外屋的墙上有一颗钉子是专门挂我家门钥匙的，常来往的亲戚朋友都知道，一到我家看门锁着就直接到钱妈妈家去拿，钱妈妈熟悉的人就把钥匙给他们，不太熟悉的钱妈妈就会让客人在她家等着，而且热情招待，凡来我家的客人没有不尊敬钱妈妈的。我和弟弟有时和胡同里的孩子打架，不论是小孩追到院里还是大人告到院里，钱妈妈总是护着我们，待别人走后再批评我们，等父母回来后又总是避重就轻和颜悦色地向父母“告我们一状”。

　　由于父母工作忙，我们很小时就要承担一部分家务劳动。上小学二年级时我开始学做饭，钱妈妈是浙江人，烧得一手好小菜，自然成了我学做饭的启蒙老师。学做饭的第一课是熬粥，男孩子都贪玩儿，经常炉子上坐着粥锅人早跑没影儿了，钱妈妈不仅要做自家的饭还要帮我看着粥锅，抽出空儿来还得到处找我，这种情况真不记得有多少次了，可钱妈妈从来不抱怨，一如既往地帮我看着粥锅、叫我回家。

　　那时候没有现在这么多蔬菜品种，有一种大白萝卜因为便宜和容易储存，是当时的家常菜。总是炒白萝卜、熬白萝卜这人就吃伤了，钱妈妈就把萝卜擦成丝，放上油渣或虾皮烙萝卜丝馅饼，小时候总吃钱妈妈烙的萝卜丝饼太香了，所以学会熬粥后没多久我就开始跟钱妈妈学做萝卜丝饼，当我把自己烙好的第一张萝卜丝饼让钱妈妈品尝时，她别提多高兴了。那时我们最常吃的鱼是带鱼，因为便宜，但带鱼不好洗粘手，钱妈妈就手把手的教我帮我洗，教我做。至今我做菜还喜欢放点糖,这都是跟钱妈妈学的。

　　跟钱妈妈学做饭的故事太多了，尤其是钱妈妈做的汤圆和包的粽子。50年来我基本上走遍了全中国，但还真没吃过能超过钱妈妈做的汤圆和粽子。钱妈妈做汤圆和包粽子的工艺非常复杂，就说这做汤圆的面吧，提前一个多月就要准备，先把江米在水里泡几天，然后连水带米用钱妈妈从老家特意带来的一个小磨一点点磨成米浆，再用纱布把水滤掉，滤出来的米浆一直保持湿润状态，用这种米浆包出来的汤圆细腻润滑入口即化。还有钱妈妈包的肉粽子绝对都是极品。

　　小院给我留下太多美好的记忆，至今不能忘怀的还有北京电报大楼的钟声。那时大人们上班极遵守时间，能戴上手表的人不多，所以每家都有一个老式的双铃马蹄表，这种机械钟表第一不能忘记上弦，第二怕灰尘，平房本来灰尘就大，所以都要用玻璃罩罩上，即使这样注意也还是要经常拿到表店去擦油泥。北京电报大楼盖好以后各家的钟就基本不用了，大人们想知道时间只要喊一声：“几点了”，孩子们就会争先恐后地跑到门口，看一眼电报大楼上的大钟。每天清晨6点电报大楼的钟声准时响起，一会儿就可以从各家的窗户里看到灯亮了，接着就能听到锅碗瓢盆的撞击声，奏响了小院一天的序曲。夏天晚饭后大家都在院子里乘凉，听老人讲故事，猜谜语，工作的人述说当天的见闻，当电报大楼的钟声响到第10下时，各自收起小板凳回家睡觉。

　　其实，北京的四合院生活是和胡同文化分不开的。因常常怀念儿时居住的四合院，最近经朋友介绍看了几个新开发的“四合院”项目，没有胡同类似别墅式的独立“四合院”，也就仅仅保留了一种形式。